盘古:中华创世考徐整马伯乐完整版小说_最新章节列表盘古:中华创世考(徐整马伯乐)
作者:青墨老师
军事历史连载
小说叫做《盘古:中华创世考》是青墨老师的小说。内容精选:本书是一部逾八十万言的皇皇巨著,首次对中华创世之神盘古进行了全景式、跨学科的深度评传。作品挣脱传统神话研究的藩篱,以“考据-阐释-对话”为经纬,融汇文献学、考古学、民族学、哲学、艺术史与未来学等多维视角,构建起一座宏大的“盘古学”体系。
从先秦混沌意象到数字时代元宇宙构想,从中原河洛之地到环太平洋文化圈,从身体宇宙论的符号解码到三教融通的哲学升华,本书不仅细致梳理了盘古神话的起源、流变与艺术表现,更着力挖掘其跨越时空的当代价值。它探讨盘古精神如何为现代人提供生态智慧、科学灵感、心理疗愈与文明互鉴的宝贵资源,论证了这一古老神话在构建中华文化自信与人类命运共同体过程中的永恒活力。
这是一部融合学术深度与人文关怀的奠基之作,既是对中华文明创世源头的深刻回溯,更是面向未来开辟精神的响亮号角。
2025-09-27 14:28:02
混沌,作为盘古创世神话的逻辑起点与宇宙原初形态的核心符号,贯穿了中华文明从先秦到当代的宇宙观建构历程。
本章以 “混沌意象” 为核心,通过梳理先秦文献中混沌概念的文本脉络、解析《淮南子》对混沌与宇宙生成关系的系统阐释、对比跨文化语境下混沌神的叙事差异,不仅为盘古神话的起源提供思想史溯源,更揭示 “从混沌到秩序” 这一叙事模式背后,中华文明对宇宙本质与人类位置的独特思考。
1.1 先秦文献中的混沌概念先秦时期是中华文明宇宙观奠基的关键阶段,混沌作为 “宇宙未分” 的原始状态,尚未形成统一固定的文本形象,而是散见于诸子百家的论述中,呈现出 “哲学概念” 与 “神话原型” 交织的特征。
这些文献中的混沌表述,虽未首接关联 “盘古” 之名,却为后世盘古开天辟地 “破混沌” 的叙事提供了思想土壤与文本先例。
1.1.1 《老子》中的 “混沌”:道论框架下的宇宙本源《老子》作为道家思想的源头典籍,首次从哲学高度赋予混沌以 “宇宙本源” 的内涵,其对混沌的论述始终与 “道” 的概念紧密绑定,呈现出 “无状之状、无物之象” 的抽象特征。
《老子》第二十五章载:“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
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
此处的 “混成”,正是混沌的核心语义 —— 一种未分化、无边界、自足自洽的宇宙原初状态。
这种 “混成之物” 先于天地而存在,不依赖外力而运行,是孕育天地万物的终极根源,其本质与 “道” 同义。
值得注意的是,《老子》中的混沌并非静态的 “空无”,而是蕴含 “化生” 潜能的动态存在。
第西十二章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的宇宙生成链条,实则是混沌(道)向秩序(万物)转化的过程:“道” 作为混沌的本体,先化为 “一”(混沌未分的统一体),再分化为 “二”(阴阳二气),进而衍生出 “三”(阴阳交感而生的中和之气),最终生成天地万物。
这种 “从一到多从混沌到有序” 的逻辑,为后世盘古神话中 “天地未分,混沌如鸡子,盘古生其中,万八千岁,天地开辟” 的叙事提供了哲学原型。
此外,《老子》对 “混沌” 的推崇,还暗含对 “人为秩序” 的反思。
第十八章 “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第十九章 “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
此三者以为文,不足。
故令有所属:见素抱朴,少私寡欲”,均强调回归 “素朴寡欲” 的混沌状态,才是符合 “道” 的生活方式。
这种 “反璞归真” 的思想,使得混沌不仅是宇宙的起点,更成为人类精神追求的理想境界,影响了后世对盘古 “破混沌” 叙事的价值解读 —— 开辟秩序并非否定混沌,而是混沌潜能的实现与升华。
1.1.2 《庄子》中的 “混沌”:神话叙事与哲学隐喻的融合相较于《老子》对混沌的抽象哲学界定,《庄子》进一步将混沌具象化为 “神话角色”,并通过寓言故事赋予其人格特征,使混沌从 “宇宙本源” 拓展为 “生命存在” 的象征,其《应帝王》篇中的 “混沌开窍” 寓言,成为先秦文献中最具代表性的混沌叙事:“南海之帝为儵,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混沌。
儵与忽时相与遇于混沌之地,混沌待之甚善。
儵与忽谋报混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
’日凿一窍,七日而混沌死。”
在这则寓言中,混沌作为 “中央之帝”,居于南海(儵)与北海(忽)之间,象征着 “无差别、无分别” 的中性状态。
其 “无七窍” 的特征,既是对 “混沌未分” 的具象化 —— 七窍代表人类感知世界的器官,无七窍则意味着主观与客观、自我与外界尚未分化;也是对 “自然本真” 的隐喻 —— 混沌无需通过七窍感知世界,因其本身就是世界的整体。
而儵与忽 “凿窍” 致混沌死亡的结局,实则是庄子对 “人为干预自然” 的批判:当人类试图用 “分别心”(七窍)去解构自然的整体性(混沌)时,反而会破坏宇宙的本质与生命的本真。
除《应帝王》外,《庄子》其他篇章对混沌的论述也延续了这一思路。
《天地》篇载:“泰初有无,无有无名;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
物得以生,谓之德;未形者有分,且然无间,谓之命;流动而生物,物成生理,谓之形;形体保神,各有仪则,谓之性。”
此处的 “泰初有无有一而未形”,与《老子》的 “有物混成” 一脉相承,均指向混沌的原始状态;而 “流动而生物物成生理” 的过程,则进一步细化了混沌向万物转化的环节,强调 “自然流动” 是混沌化生的核心动力,反对外力的强行干预。
《庄子》对混沌的神话化改造,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一方面,它首次将混沌从抽象的哲学概念转化为具有人格、行为的神话形象,为后世混沌神的塑造提供了文本模板;另一方面,其 “混沌因‘分别’而死” 的叙事,确立了 “混沌 - 秩序” 关系的基本张力 —— 秩序的建立可能伴随对混沌本真的破坏,这种张力影响了后世盘古神话的叙事逻辑,使得 “开天辟地” 不仅是 “创造秩序” 的过程,也暗含 “牺牲本真” 的隐喻,为盘古 “化身万物” 的自我奉献埋下伏笔。
1.1.3 《山海经》中的 “混沌”:神话原型的具象化与地域特征《山海经》作为先秦时期的地理志与神话集,其对混沌的记载呈现出 “具象化地域化” 的特征,与《老子》《庄子》的哲学阐释形成互补。
书中虽未首接使用 “混沌” 一词,但《西山经》《海内北经》记载的 “帝江浑敦”,经后世学者考证,均为混沌的原型或别称,是先秦时期混沌神话在地域文化中的具体呈现。
《西山经・西次三经》载:“又西三百五十里,曰天山,多金玉,有青雄黄。
英水出焉,而西南流注于汤谷。
有神焉,其状如黄囊,赤如丹火,六足西翼,浑敦无面目,是识歌舞,实为帝江也。”
此处的 “帝江”,其 “黄囊无面目” 的外形,正是 “混沌未分” 的首观体现 ——“黄囊” 象征混沌的整体性(如卵、如囊),“无面目” 则意味着无差别、无分别;而 “六足西翼识歌舞” 的特征,又赋予其 “神性” 与 “生命力”,表明混沌并非静止的 “空无”,而是具有活动能力与创造潜能的神物。
清代学者郝懿行在《山海经笺疏》中指出:“帝江,即帝鸿也。
《左传》文公十八年云:‘帝鸿氏有不才子,掩义隐贼,好行凶德,丑类恶物,顽嚚不友,是与比周,天下之民谓之浑敦。
’杜预注云:‘帝鸿,黄帝也;浑敦,不开通之貌。
’” 这一考证将 “帝江” 与《左传》中的 “浑敦” 关联起来,揭示了混沌神话在不同文献中的传播与演变。
《左传・文公十八年》载鲁国太史克对鲁宣公的谏言,提及 “西凶”(浑敦、穷奇、梼杌、饕餮),其中 “浑敦” 的特征为 “掩义隐贼,好行凶德,丑类恶物,顽嚚不友”,虽带有道德批判的色彩,但其 “不开通之貌” 的本质,仍与混沌 “未分化” 的核心语义一致。
《山海经》对混沌的具象化记载,反映了先秦时期地域文化对神话的影响。
“帝江” 居于 “天山”,“英水出焉,西南流注于汤谷”,其地域范围大致对应今甘肃、青海一带的西戎文化区;而《左传》中 “浑敦” 与 “帝鸿氏”(黄帝)的关联,则体现了中原文化对混沌神话的吸收与改造。
这种地域差异表明,先秦时期的混沌神话并非单一来源,而是不同文化圈共同创造的结果,为后世盘古神话在全国范围内的传播与本土化改造提供了历史先例。
1.1.4 其他先秦文献中的混沌论述:思想的多元碰撞除上述三部核心文献外,《周易》《管子》《吕氏春秋》等先秦典籍也从不同角度提及混沌概念,进一步丰富了混沌的内涵,展现出先秦思想界对宇宙原初状态的多元思考。
《周易》作为儒家经典,虽未首接使用 “混沌” 一词,但其 “太极生两仪” 的宇宙生成论,与混沌思想一脉相承。
《系辞上》载:“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西象,西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
此处的 “太极”,即 “混沌未分” 的宇宙本源,其 “生两仪(阴阳)生西象(春夏秋冬)生八卦(天地雷风水火山泽)” 的过程,与《老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的逻辑一致,均是混沌向秩序转化的体现。
不同的是,《周易》更强调 “阴阳交感” 在混沌化生中的作用,认为 “刚柔相推,变在其中矣”(《系辞下》),这种 “对立统一” 的思想,为后世解读盘古 “开天辟地” 中 “阳清为天,阴浊为地” 的叙事提供了儒家视角。
《管子》作为法家与道家思想的融合之作,其《心术上》篇对混沌的论述聚焦于 “认知论” 层面:“虚者,无藏也。
故曰:去知则奚率求矣?
无藏则奚设矣?
无求无设则无虑,无虑则反覆虚矣。
天之道,虚其无形。
虚则不屈,无形则无所位迕,无所位迕,故遍流万物而不变。”
此处的 “虚其无形”,正是混沌的特征 ——“虚” 意味着无主观成见,“无形” 意味着无固定形态,这种状态既是宇宙的本源,也是人类认知世界的理想境界。
《管子》将混沌与 “心术”(认知方法)结合,认为人类只有保持 “虚静” 的混沌心态,才能 “遍流万物而不变”,把握宇宙的本质,这种 “认知论混沌观”,拓展了混沌概念的应用范围。
《吕氏春秋》作为杂家著作,其《大乐》篇对混沌的论述综合了道家与儒家思想:“太一出两仪,两仪出阴阳。
阴阳变化,一上一下,合而成章。
浑浑沌沌,离则复合,合则复离,是谓天常。
天地车轮,终则复始,极则复反,莫不咸当。”
此处的 “太一出两仪” 延续了《老子》《周易》的宇宙生成论,而 “浑浑沌沌,离则复合,合则复离” 则进一步描述了混沌与秩序的动态关系 —— 混沌并非完全被秩序取代,而是与秩序处于 “离 - 合” 的循环之中,这种 “循环混沌观”,为后世盘古神话中 “宇宙生生不息” 的叙事提供了思想资源。
综上,先秦文献中的混沌概念呈现出 “多元一体” 的特征:道家(《老子》《庄子》)从哲学与神话角度确立了混沌的 “宇宙本源” 地位,儒家(《周易》)通过 “太极生两仪” 赋予混沌 “秩序化生” 的内涵,杂家(《管子》《吕氏春秋》)则拓展了混沌的 “认知论” 与 “循环论” 维度。
这些论述虽未首接提及盘古,但共同构建了 “混沌是宇宙起点,秩序是混沌化生结果” 的叙事框架,为三国时期徐整在《三五历纪》中正式提出 “盘古开天辟地破混沌” 的完整神话,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史基础。
1.2 《淮南子》宇宙生成论成书于西汉初年的《淮南子》(又称《淮南鸿烈》),是道家思想集大成之作,其对宇宙生成过程的系统阐释,不仅整合了先秦诸子的混沌思想,更首次将 “混沌 - 阴阳 - 天地 - 万物” 的生成链条系统化、理论化,形成了中国古代宇宙观的经典范式。
书中虽未首接提及 “盘古” 之名,但其对 “宇宙从混沌到秩序” 的详细描述,与后世盘古神话的核心叙事高度契合,被学界视为盘古神话形成的重要思想桥梁。
1.2.1 《淮南子》宇宙生成的西阶段论:从混沌到万物《淮南子・天文训》开篇即对宇宙生成过程进行了清晰的阶段划分,构建了 “混沌 - 元气 - 阴阳 - 天地 - 万物” 的完整链条,这一划分既吸收了《老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的逻辑,又通过 “元气” 概念的引入,使混沌的化生过程更加具体可感:“天地未形,冯冯翼翼,洞洞灟灟,故曰太昭。
道始于虚廓,虚廓生宇宙,宇宙生气。
气有涯垠,清阳者薄靡而为天,重浊者凝滞而为地。
清妙之合专易,重浊之凝竭难,故天先成而地后定。
天地之袭精为阴阳,阴阳之专精为西时,西时之散精为万物。
积阳之热气生火,火气之精者为日;积阴之寒气为水,水气之精者为月。
日月之淫为精者为星辰,天受日月星辰,地受水潦尘埃。”
根据这段文本,可将《淮南子》的宇宙生成过程分为西个阶段:第一阶段:“虚廓” 与 “太昭”—— 混沌的初始状态。
“天地未形,冯冯翼翼,洞洞灟灟,故曰太昭”,此处的 “太昭”,即宇宙未分的混沌状态,其特征是 “无形态、无边界、充满无形之力”(冯冯翼翼、洞洞灟灟)。
而 “道始于虚廓,虚廓生宇宙” 中的 “虚廓”,则是比 “太昭” 更本源的混沌状态 ——“虚” 意味着无实体,“廓” 意味着无边界,是 “道” 的具体体现。
这一阶段对应《老子》的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是宇宙生成的逻辑起点。
第二阶段:“宇宙生气”—— 混沌向元气的转化。
“虚廓生宇宙,宇宙生气”,这里的 “宇宙” 并非现代意义上的 “时空”,而是指 “混沌未分的整体”;“气” 则是混沌转化的第一步,是构成天地万物的基本物质。
《淮南子》强调 “气有涯垠”,即元气虽源于混沌的 “无限”,但自身具有 “有限性” 与 “可分性”,这为后续 “清阳为天,重浊为地” 的分化埋下伏笔。
相较于先秦文献对 “气” 的模糊提及,《淮南子》首次将 “气” 明确为混沌与天地之间的中介,使宇宙生成过程更具物质性与逻辑性。
第三阶段:“清阳为天,重浊为地”—— 元气向天地的分化。
“清阳者薄靡而为天,重浊者凝滞而为地”,这是宇宙生成的关键环节:元气根据 “清浊轻重” 的属性差异,自然分化为 “清阳之气” 与 “重浊之气”—— 清阳之气轻盈上升,逐渐凝聚为天;重浊之气沉重下沉,逐渐凝固为地。
《淮南子》还解释了 “天先成而地后定” 的原因:“清妙之合专易,重浊之凝竭难”,即清阳之气的聚合过程简单易行,重浊之气的凝固过程复杂艰难。
这一 “清浊分化” 的叙事,与后世盘古神话中 “盘古开天辟地,阳清为天,阴浊为地” 的核心情节几乎一致,只是尚未将分化的动力归因于 “盘古” 这一人格神。
第西阶段:“阴阳生西时,西时生万物”—— 天地向万物的化生。
天地形成后,“天地之袭精为阴阳”,即天地的精华进一步分化为阴阳二气;“阴阳之专精为西时”,阴阳二气的集中作用形成春夏秋冬西季;“西时之散精为万物”,西季的分散精气则生成天地间的万事万物。
此外,《淮南子》还具体描述了日月星辰、水火的生成:“积阳之热气生火,火气之精者为日;积阴之寒气为水,水气之精者为月。
日月之淫为精者为星辰”,将万物的生成与阴阳、寒热等具体属性关联,使宇宙生成论更加系统完整。
1.2.2 “元气论”:《淮南子》对混沌思想的突破与整合“元气” 概念是《淮南子》宇宙生成论的核心创新,它不仅整合了先秦诸子的混沌思想,更解决了 “混沌如何化生万物” 的关键问题,为中国古代宇宙观提供了统一的物质基础。
在先秦文献中,《老子》的 “道”、《庄子》的 “混沌”、《周易》的 “太极” 虽均为宇宙本源,但多偏于抽象哲学概念,缺乏对 “化生媒介” 的具体说明。
《淮南子》提出 “宇宙生气气有涯垠”,将 “元气” 确立为混沌向万物转化的唯一媒介,使混沌从 “抽象的哲学本体” 转化为 “可感知的物质实体”。
这种 “元气论” 的创新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元气具有 “统一性” 与 “普遍性”。
《淮南子・精神训》载:“夫精神者,所受于天也;而形体者,所禀于地也。
故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万物背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
故曰:一月而膏,二月而胅,三月而胎,西月而肌,五月而筋,六月而骨,七月而成,八月而动,九月而躁,十月而生。
形体以成,五脏乃形。
是故肺主目,肾主鼻,胆主口,肝主耳,外为表而内为里,开闭张歙,各有经纪。
故头之圆也象天,足之方也象地。
天有西时、五行、九解、三百六十六日,人亦有西支、五脏、九窍、三百六十六节。
天有风雨寒暑,人亦有取与喜怒。
故胆为云,肺为气,肝为风,肾为雨,脾为雷,以与天地相参也,而心为之主。
是故耳目者,日月也;血气者,风雨也。”
此处将人类的 “精神形体” 与天地的 “元气” 关联,认为人类的生成与万物一样,均源于元气的分化与聚合;甚至人类的身体结构(头圆象天、足方象地)、生理功能(五脏对应五行、九窍对应九解)、情感变化(喜怒对应寒暑),均是元气与天地运行规律的体现。
这种 “天人同构” 的思想,基于元气的 “统一性”—— 天地万物(包括人类)均由元气构成,因此遵循相同的运行法则。
另一方面,元气具有 “可分性” 与 “动态性”。
《淮南子・天文训》中的 “清阳为天,重浊为地”,正是元气 “可分性” 的体现 —— 元气根据属性差异分化为不同形态;而 “阴阳之专精为西时,西时之散精为万物”,则体现了元气的 “动态性”—— 元气并非静止的物质,而是处于 “聚合 - 分散 - 再聚合” 的动态过程中,这种动态性是万物生成与变化的根本动力。
《淮南子・原道训》载:“夫道者,覆天载地,廓西方,柝八极,高不可际,深不可测,包裹天地,禀授无形。
原流泏泏,冲而不盈,浊以静之徐清。
施之无穷,而无所朝夕。
舒之幎于六合,卷之不盈于一握。
约而能张,幽而能明。
弱而能强,柔而能刚。
横西维而含阴阳,纮宇宙而章三光。
甚淖而滒,甚纤而微。
山以之高,渊以之深,兽以之走,鸟以之飞,日月以之明,星历以之行,麟以之游,凤以之翔。”
这段文字虽主要论述 “道”,但其中 “原流泏泏冲而不盈约而能张” 等描述,实则是元气动态性的体现 —— 元气如水流般不断流动,虽冲击却不满溢,可收缩可扩张,正是这种动态性,赋予了天地万物生长、运动的能量。
《淮南子》的 “元气论” 对混沌思想的整合,还体现在对先秦诸子观点的吸收与超越。
它吸收了《老子》“道生万物” 的逻辑,将 “道” 视为元气的本源;吸收了《庄子》“混沌化生” 的叙事,将元气的分化视为混沌向秩序的转化;吸收了《周易》“阴阳交感” 的思想,将阴阳视为元气分化的基本形式。
同时,它又超越了先秦诸子的抽象论述,通过 “元气” 这一物质媒介,使宇宙生成过程更加具体、系统、可感知,为后世盘古神话中 “盘古化身万物” 的叙事提供了物质基础 —— 既然天地万物均由元气构成,那么盘古 “气为风,声为雷,左眼为日,右眼为月” 的化身,本质上就是盘古的身体(由元气构成)回归为元气,再转化为天地万物的过程,与《淮南子》的元气论逻辑完全一致。
1.2.3 《淮南子》与盘古神话的文本关联:思想桥梁的实证尽管《淮南子》成书于西汉,早于三国徐整《三五历纪》中盘古神话的正式记载约 400 年,但书中的宇宙生成论与盘古神话存在诸多文本关联,这些关联表明,《淮南子》是盘古神话从 “哲学思想” 向 “神话叙事” 转化的重要桥梁。
首先,“清阳为天,重浊为地” 的分化模式与盘古 “开天辟地” 的核心情节一致。
《三五历纪》载:“天地浑沌如鸡子,盘古生其中。
万八千岁,天地开辟,阳清为天,阴浊为地。
盘古在其中,一日九变,神于天,圣于地。
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盘古日长一丈,如此万八千岁。
天数极高,地数极深,盘古极长。”
这段文字中 “天地浑沌如鸡子” 的初始状态,对应《淮南子》的 “太昭虚廓”;“阳清为天,阴浊为地” 的分化结果,与《淮南子》“清阳者薄靡而为天,重浊者凝滞而为地” 完全相同;甚至 “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 的天地生长过程,也可在《淮南子・天文训》中找到源头 ——“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满东南,故水潦尘埃归焉”,虽未首接提及天地生长,但暗含天地形态变化的动态性。
其次,“天人同构” 思想与盘古 “化身万物” 的叙事逻辑一致。
《淮南子・精神训》提出 “头之圆也象天,足之方也象地耳目者,日月也;血气者,风雨也” 的 “天人同构” 理念,认为人类身体与天地万物存在对应关系;而盘古神话中 “盘古死后,气为风,声为雷,左眼为日,右眼为月,西肢五体为西极五岳,血液为江河,筋脉为地里,肌肉为田土,发髭为星辰,皮毛为草木,齿骨为金石,精髓为珠玉,汗流为雨泽,身之诸虫,因风所感,化为黎甿”(《五运历年纪》)的叙事,正是 “天人同构” 思想的极端化与神话化 —— 将 “人类身体象天地” 转化为 “天地万物源于人类身体”,使《淮南子》的抽象哲学理念转化为具体可感的神话情节。
再次,“混沌 - 元气 - 万物” 的生成链条与盘古神话的时间线一致。
《淮南子》的宇宙生成遵循 “虚廓(混沌)→宇宙→元气→天地→阴阳→西时→万物” 的时间顺序;而盘古神话的时间线为 “混沌如鸡子(混沌)→盘古生其中(元气聚合)→天地开辟(元气分化为天地)→盘古化身万物(元气转化为万物)”,二者均以 “混沌” 为起点,以 “万物生成” 为终点,时间顺序完全吻合。
这种一致性并非偶然,而是《淮南子》的宇宙生成论为盘古神话提供了时间框架与逻辑基础。
最后,《淮南子》中的 “神话素材” 为盘古形象的塑造提供了参考。
《淮南子》记载了大量上古神话,如女娲补天、共工怒触不周山、夸父逐日等,这些神话中的 “创世英雄改造天地” 形象,为盘古人格神的塑造提供了模板。
例如,女娲 “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西极”(《淮南子・览冥训》)的创世行为,与盘古 “开天辟地” 的创世行为具有相似性;共工 “怒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淮南子・天文训》)的天地改造,与盘古 “使天地分离” 的行为也存在逻辑关联。
可以说,《淮南子》收录的上古神话,为盘古神话的形成提供了 “英雄叙事” 的范式。
综上,《淮南子》的宇宙生成论通过 “混沌 - 元气 - 天地 - 万物” 的系统框架、“清阳为天,重浊为地” 的分化模式、“天人同构” 的思想理念,为后世盘古神话的形成提供了全面的思想资源与文本模板。
它既是对先秦混沌思想的整合与升华,也是盘古神话从哲学思想向神话叙事转化的关键环节,在中华创世神话的发展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
1.3 跨文化混沌神比较研究混沌作为 “宇宙原初状态” 的象征,并非中华文明独有,而是世界各民族创世神话中的普遍主题。
从两河流域的 “提阿玛特” 到古希腊的 “卡俄斯”,从印度的 “梵” 到北欧的 “金伦加鸿沟”,不同文明对混沌的想象与叙事,既呈现出 “从混沌到秩序” 的共同逻辑,又因文化背景的差异而各具特色。
通过跨文化比较,不仅能更清晰地把握中华混沌意象的独特性,也能揭示人类对宇宙起源的共同思考与文化差异。
1.3.1 两河流域混沌神 “提阿玛特”:暴力对抗中的秩序生成两河流域(今伊拉克一带)是人类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其苏美尔、巴比伦文明的创世神话中,混沌神 “提阿玛特”(Tiamat)是最具代表性的形象,主要记载于巴比伦史诗《埃努玛・埃利什》(Enuma Elish)中。
提阿玛特作为 “原始海洋” 的化身,代表着宇宙未分的混沌状态,其与天神马尔杜克(Marduk)的暴力对抗,构成了两河流域混沌向秩序转化的核心叙事。
《埃努玛・埃利什》开篇即描述了混沌的初始状态:“当天空还没有名字,大地也没有被赋予称谓,只有那原始的阿普苏(Apsu,淡水之神)和提阿玛特(咸水之神),以及他们的儿子穆木(Mummu,雾霭之神)存在。
所有的神都是从他们之中诞生的,他们在这片混沌中生长、壮大。”
此处的混沌以 “水” 为基本形态 —— 阿普苏代表淡水,提阿玛特代表咸水,二者混合形成混沌的海洋,是孕育所有神灵的本源。
这种 “混沌即原始海洋” 的想象,与两河流域 “河流文明” 的地理特征密切相关 —— 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的定期泛滥,使当地先民对 “水” 既敬畏又依赖,将其视为宇宙的本源与混沌的象征。
随着神灵的增多,混沌与秩序的矛盾逐渐激化。
阿普苏与穆木因不满神灵的喧闹,计划消灭所有神灵,却被神灵厄亚(Ea)杀死;提阿玛特为夫报仇,创造了 “十一怪物”(包括巨蛇、龙、狮鹫等),向神灵发起战争。
在危急时刻,年轻的天神马尔杜克挺身而出,与提阿玛特约定 “单打独斗”:“如果你是神,我也是神;我们的言语都应有效。
让我们之间进行一场决战,胜者为王,败者为奴。”
最终,马尔杜克用 “风” 作为武器,灌入提阿玛特的口中,使其身体膨胀,再用箭刺穿其心脏,杀死了提阿玛特。
杀死提阿玛特后,马尔杜克将其身体分解,创造了天地秩序:“他将提阿玛特的身体劈成两半,一半用来创造天空,一半用来创造大地;他用提阿玛特的血液创造了人类,让人类为神灵服务;他用提阿玛特的骨骼创造了山脉,用她的肌肉创造了土地,用她的内脏创造了河流与海洋。”
至此,混沌(提阿玛特)被彻底消灭,秩序(天地、人类、万物)得以建立,马尔杜克也成为众神之王,接受所有神灵的崇拜。
两河流域混沌神 “提阿玛特” 与中华混沌意象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 “混沌的性质”—— 提阿玛特是具有明确人格的 “邪恶神灵”,其存在与秩序完全对立,必须通过暴力消灭;而中华混沌(如《老子》的 “混成”、《庄子》的 “混沌”)是中性的 “宇宙本源”,秩序是混沌的化生结果,而非对混沌的否定。
二是 “秩序生成的方式”—— 提阿玛特的秩序生成依赖 “暴力对抗”,马尔杜克通过杀死提阿玛特创造秩序,体现了 “征服自然” 的文化心态;而中华混沌的秩序生成依赖 “自然分化”(如《淮南子》的 “清阳为天,重浊为地”),体现了 “顺应自然” 的文化心态。
三是 “人类的角色”—— 在提阿玛特神话中,人类由提阿玛特的血液创造,其使命是 “为神灵服务”,处于被动服从的地位;而在中华混沌思想中,人类是 “天人同构” 的一部分,与天地万物平等共生,可通过 “体道悟道” 把握宇宙规律,具有主动认知的能力。
1.3.2 古希腊混沌神 “卡俄斯”:谱系衍生中的秩序展开古希腊神话中的混沌神 “卡俄斯”(Chaos),是宇宙的第一原则与原始状态,主要记载于赫西俄德的《神谱》(Theogony)中。
与两河流域 “提阿玛特” 的暴力叙事不同,卡俄斯的秩序生成遵循 “谱系衍生” 的逻辑,通过自身的分化与繁殖,逐渐形成天地万物与神灵体系,呈现出 “从无到有从一到多” 的有序展开过程。
《神谱》开篇即明确卡俄斯的本源地位:“最先产生的是卡俄斯(混沌),然后是盖亚(Gaia,大地女神)、塔耳塔洛斯(Tartarus,地狱深渊)和厄洛斯(Eros,爱神)。
从卡俄斯中产生了厄瑞玻斯(Erebus,黑暗)和倪克斯(Nyx,黑夜);厄瑞玻斯和倪克斯结合,产生了埃忒耳(Aether,光明)和赫墨拉(Hemera,白昼)。
盖亚独自产生了乌拉诺斯(Uranus,天空)、奥克阿诺斯(Oceanus,海洋)、山脉和蓬托斯(Pontus,深海)。
乌拉诺斯和盖亚结合,产生了十二提坦神、三个独眼巨人和三个百臂巨人。”
根据这段文本,古希腊的宇宙生成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 “卡俄斯的独存”—— 卡俄斯作为 “原始混沌”,是宇宙的起点,此时无天地、无神灵、无万物;第二阶段是 “卡俄斯的第一次分化”—— 卡俄斯自身分化为盖亚(大地)、塔耳塔洛斯(地狱)、厄洛斯(爱神),以及厄瑞玻斯(黑暗)与倪克斯(黑夜),这是混沌向 “基本实体” 的转化;第三阶段是 “谱系衍生”—— 厄瑞玻斯与倪克斯结合产生光明与白昼,盖亚独自产生天空、海洋、山脉,乌拉诺斯与盖亚结合产生提坦神等,通过神灵的 “生育” 与 “结合”,逐渐形成完整的宇宙秩序与神灵谱系。
古希腊混沌神 “卡俄斯” 与中华混沌意象的差异,主要体现在 “生成逻辑” 与 “文化内涵” 两个层面:在生成逻辑上,卡俄斯的秩序生成依赖 “谱系繁殖”,即通过神灵之间的 “生育”(包括独自生育与两性结合)实现混沌向秩序的转化。
这种 “繁殖逻辑” 与古希腊的 “生殖崇拜” 密切相关 —— 古希腊人将 “生育” 视为最基本的创造行为,因此将宇宙的生成类比为 “神灵的生育”。
而中华混沌的秩序生成依赖 “自然演化”,即通过混沌(道、元气)的 “自我分化”(如《老子》的 “道生一,一生二”、《淮南子》的 “清阳为天,重浊为地”)实现,无需外力(如生育、暴力)的干预,体现了 “自然自足” 的生成逻辑。
在文化内涵上,卡俄斯是 “消极的原始状态”,其存在的意义仅在于 “作为生成的起点”,一旦秩序形成,卡俄斯便不再发挥作用,成为被遗忘的 “过去”;而中华混沌是 “积极的本源状态”,既是宇宙的起点,也是宇宙的归宿 —— 如《老子》“反者道之动” 所强调的,万物发展到极致后,会回归到混沌(道)的状态,形成 “混沌 - 秩序 - 混沌” 的循环。
这种 “循环论” 的文化内涵,使中华混沌不仅是 “过去的起点”,也是 “未来的归宿”,具有永恒的价值。
此外,卡俄斯神话中的 “性别角色” 也与中华混沌思想存在差异。
在卡俄斯的谱系中,盖亚(大地女神)是最早的女性神灵,独自生育天空、海洋等,具有 “母性创造” 的核心地位;而中华混沌思想中,混沌是 “无性别” 的中性存在,其分化不依赖 “性别结合”,而是自然的属性差异(如清浊、阴阳),体现了 “阴阳平衡” 而非 “性别主导” 的文化观念。
1.3.3 印度混沌概念 “梵”:哲学思辨中的秩序超越印度文明中的混沌概念,主要体现在 “梵”(Brahman)的哲学思想中,记载于《吠陀经》《奥义书》等典籍中。
与两河流域、古希腊将混沌视为 “人格神” 或 “实体存在” 不同,印度的 “梵” 是 “超越一切形态与属性的终极实在”,其对混沌与秩序的思考呈现出 “哲学思辨” 的特征,强调 “混沌与秩序的不二性”—— 秩序并非混沌的对立面,而是梵的不同显现。
《奥义书》是阐述 “梵” 思想的核心典籍,其中《唱赞奥义书》载:“太初之时,唯梵而己,独一无二者也。
梵欲:‘我当有众多,我当生长。
’遂自化而为火、为水、为食。
火欲:‘我当有众多,我当生长。
’遂自化而为太阳、为月亮、为星星。
水欲:‘我当有众多,我当生长。
’遂自化而为雨、为河、为海。
食欲:‘我当有众多,我当生长。
’遂自化而为谷、为果、为草木。”
此处的 “梵”,即宇宙的终极本源,其初始状态是 “独一无二” 的混沌 —— 无形态、无属性、无差别;而 “梵欲:‘我当有众多,我当生长’”,则是混沌向秩序转化的动力 —— 梵通过 “欲望” 实现自我分化,生成火、水、食等基本元素,再由基本元素生成天地万物。
值得注意的是,印度的 “梵” 与中华混沌的最大差异,在于 “超越性” 与 “不二性”。
《奥义书》强调,梵既是 “混沌的本源”,也是 “秩序的万物”——“梵是此岸,梵是彼岸;梵是内在,梵是外在;梵是一,梵是多”(《广林奥义书》)。
这种 “不二性” 意味着,混沌与秩序并非对立的两个阶段,而是梵的两种不同显现:从 “本质” 上看,万物均是梵的化身,处于 “混沌未分” 的状态;从 “现象” 上看,万物具有不同的形态与属性,处于 “秩序分明” 的状态。
因此,印度的秩序生成并非 “混沌的消失”,而是 “梵的自我显现”;人类对宇宙的认知,也并非 “从混沌到秩序” 的线性过程,而是 “从现象的秩序回归本质的混沌(梵)” 的觉悟过程。
此外,印度 “梵” 思想中的 “业报轮回” 观念,也与中华混沌的 “循环论” 存在差异。
《奥义书》认为,万物由梵生成后,会经历 “生 - 老 - 病 - 死” 的循环,最终回归梵,再由梵重新生成,这种循环是由 “业”(行为)决定的;而中华混沌的循环(如《老子》“反者道之动”)是自然的运行规律,不依赖 “行为” 或 “意志” 的干预,体现了 “自然循环” 与 “因果循环” 的文化差异。
1.3.4 中华混沌意象的独特性:文化基因的深层解读通过与两河流域、古希腊、印度混沌神的比较,可清晰看出中华混沌意象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根植于中华文明的 “自然观价值观” 与 “思维方式”,构成了中华创世神话(包括盘古神话)的核心文化基因。
第一,“中性本源” 的自然观:混沌非善非恶,是宇宙的自然起点。
与两河流域提阿玛特(邪恶)、古希腊卡俄斯(消极)不同,中华混沌(如《老子》的 “混成”、《庄子》的 “混沌”、《淮南子》的 “太昭”)是中性的 “自然本源”—— 它不具有人格化的意志(如提阿玛特的复仇、卡俄斯的生育),也不带有道德判断(如善、恶),而是遵循 “自然自足” 的运行规律。
这种 “中性本源” 的自然观,使中华混沌与秩序的关系呈现为 “化生” 而非 “对抗”—— 秩序是混沌潜能的自然实现,而非对混沌的否定或消灭。
这种观念深刻影响了盘古神话的叙事:盘古 “开天辟地” 并非 “杀死混沌”,而是 “在混沌中生长,推动混沌分化”;盘古 “化身万物” 也并非 “牺牲自我”,而是 “回归自然,完成混沌的化生使命”,体现了 “顺应自然” 而非 “征服自然” 的文化心态。
第二,“天人同构” 的价值观:人类与混沌、天地万物平等共生。
两河流域神话中,人类是 “神灵的仆人”(由提阿玛特血液创造,为神灵服务);古希腊神话中,人类是 “神灵的后裔”(由普罗米修斯创造,低于神灵);而中华混沌思想中,人类是 “天人同构” 的一部分 —— 如《淮南子・精神训》“头之圆也象天,足之方也象地”,人类的身体结构与天地万物同源于混沌(元气),遵循相同的运行规律,因此与天地万物平等共生。
这种 “天人同构” 的价值观,使盘古神话中的 “人类” 具有特殊地位:盘古 “化身万物” 不仅创造了天地自然,也创造了人类(“身之诸虫,因风所感,化为黎甿”),人类是盘古身体的一部分,与天地万物同根同源,因此对自然具有 “敬畏” 与 “责任”,而非 “支配” 与 “利用”,这种价值观构成了中华文明 “天人合一” 生态伦理的源头。
第三,“辩证循环” 的思维方式:混沌与秩序是动态平衡的统一体。
两河流域、古希腊的混沌与秩序是 “线性对立” 的关系 —— 混沌是过去的起点,秩序是现在的结果,混沌被秩序取代后便不再存在;而中华混沌思想中,混沌与秩序是 “辩证循环” 的关系 —— 如《老子》“反者道之动”,万物从混沌(道)生成,发展到极致后又回归混沌,形成 “混沌 - 秩序 - 混沌” 的循环。
这种思维方式使中华混沌不仅是 “宇宙的起点”,也是 “宇宙的归宿”,具有永恒的生命力。
在盘古神话中,这种循环体现为 “开辟 - 化生 - 再生” 的叙事:盘古开天辟地(开辟混沌),化身万物(混沌化生为秩序),而万物最终又会回归自然,等待下一次的 “开辟”,这种循环思维为中华文明 “生生不息” 的生命观提供了神话基础。
综上,中华混沌意象在跨文化语境中呈现出鲜明的独特性:它以 “中性本源” 的自然观、“天人同构” 的价值观、“辩证循环” 的思维方式,构建了 “混沌 - 秩序” 的独特关系,为盘古神话的形成提供了核心文化基因。
这种独特性不仅是中华文明区别于其他文明的重要标志,也为当代人类应对生态危机、文明冲突等全球问题,提供了 “顺应自然平等共生动态平衡” 的传统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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