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的东北，腊月的风跟刀子似的，刮在脸上生疼。
国营红光机床厂家属区的红砖房排得整整齐齐，烟囱里冒的白烟刚飘起来，就被风扯成了碎絮。
李建国缩着脖子往家跑，蓝布工装的袖口磨得发亮，怀里揣着个硬邦邦的纸盒子，手心里的汗把盒子角都浸湿了——那是他攒了三个月的工资，刚从百货公司买回来的“牡丹牌”收音机，枣红色的木壳子，正面印着烫金的牡丹花纹，在昏沉的天光里亮得扎眼。
家属区里还没谁家有这新鲜玩意儿。
李建国今年二十出头，爹娘早没了，一个人住在独身宿舍，白天在车间里拧螺丝、刨零件，晚上就蜷在被窝里想心事。
前阵子听工友说百货公司来了批收音机，他就动了心——不是为了听戏，是想听听外面的声音。
车间主任总说“咱们是国家的工业柱石”，可他除了机床的轰隆声，就只听过家属区大喇叭里的新闻，那声音远得像在云彩里。
他把收音机摆在宿舍靠窗的小桌上，擦了三遍木壳子，才敢插上电源。
“咔嗒”一声，指示灯亮了，先是一阵“滋滋啦啦”的电流声，接着突然冒出一句清亮的女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联播时间……”李建国吓得一哆嗦，赶紧把音量调小——怕吵着邻居。
可没等两分钟，门就被敲响了，隔壁的王大嫂端着个搪瓷碗，探着头问：“建国，你家啥动静？
是……收音机？”
这话像扔了颗炮仗，没半个钟头，李建国的小宿舍就挤满了人。
男人们蹲在地上，女人们坐在床沿，连隔壁楼的小孩都扒着门框往里瞅。
王大嫂的儿子小宝，才五岁，踮着脚够桌上的收音机，被他娘拍了手：“别瞎碰！
这是建国攒钱买的宝贝！”
李建国反倒不好意思了，把音量调大些，又搬了个小马扎放在门口：“大家别挤，坐外面听也行，院里敞亮。”
从那天起，每天晚饭过后，李建国的院儿里就成了家属区的“聚点”。
男人们听新闻，议论着“鞍钢又出了新纪录国家要搞第一个五年计划”；女人们听戏曲，《西厢记》《花木兰》一播，就有老大娘跟着哼；小孩们最盼着“小喇叭”节目，孙敬修爷爷讲故事的时候，全院都安安静
国营红光机床厂家属区的红砖房排得整整齐齐，烟囱里冒的白烟刚飘起来，就被风扯成了碎絮。
李建国缩着脖子往家跑，蓝布工装的袖口磨得发亮，怀里揣着个硬邦邦的纸盒子，手心里的汗把盒子角都浸湿了——那是他攒了三个月的工资，刚从百货公司买回来的“牡丹牌”收音机，枣红色的木壳子，正面印着烫金的牡丹花纹，在昏沉的天光里亮得扎眼。
家属区里还没谁家有这新鲜玩意儿。
李建国今年二十出头，爹娘早没了，一个人住在独身宿舍，白天在车间里拧螺丝、刨零件，晚上就蜷在被窝里想心事。
前阵子听工友说百货公司来了批收音机，他就动了心——不是为了听戏，是想听听外面的声音。
车间主任总说“咱们是国家的工业柱石”，可他除了机床的轰隆声，就只听过家属区大喇叭里的新闻，那声音远得像在云彩里。
他把收音机摆在宿舍靠窗的小桌上，擦了三遍木壳子，才敢插上电源。
“咔嗒”一声，指示灯亮了，先是一阵“滋滋啦啦”的电流声，接着突然冒出一句清亮的女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联播时间……”李建国吓得一哆嗦，赶紧把音量调小——怕吵着邻居。
可没等两分钟，门就被敲响了，隔壁的王大嫂端着个搪瓷碗，探着头问：“建国，你家啥动静？
是……收音机？”
这话像扔了颗炮仗，没半个钟头，李建国的小宿舍就挤满了人。
男人们蹲在地上，女人们坐在床沿，连隔壁楼的小孩都扒着门框往里瞅。
王大嫂的儿子小宝，才五岁，踮着脚够桌上的收音机，被他娘拍了手：“别瞎碰！
这是建国攒钱买的宝贝！”
李建国反倒不好意思了，把音量调大些，又搬了个小马扎放在门口：“大家别挤，坐外面听也行，院里敞亮。”
从那天起，每天晚饭过后，李建国的院儿里就成了家属区的“聚点”。
男人们听新闻，议论着“鞍钢又出了新纪录国家要搞第一个五年计划”；女人们听戏曲，《西厢记》《花木兰》一播，就有老大娘跟着哼；小孩们最盼着“小喇叭”节目，孙敬修爷爷讲故事的时候，全院都安安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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